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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王充的人才观] 简述王充的人才观

    时间:2019-01-13 03:34: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名言至今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知识的传授离不开教育,而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故而正确的人才观始终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甚至社会各阶层经常议论和探索的课题。
      其实,早在约二千年前的王充就说过类似于培根的话,他在《论衡?效力》篇中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且进一步指出:“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所谓仁义之力,便是指道德和知识的力量,它们都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才能获得。王充不但在《论衡》一书中对当时的知识结构作了具体而微的探讨分析,而且对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即当时通常所谓的儒生进行了分门别类和比较分析,提出了培养“文人”和“鸿儒”的教育目标,从而为实现其明君贤臣、善化万民的理想社会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充在阐述教育对人的作用时也像前代教育家一样建立在人性的认识上,他在《论衡?率性》篇中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同时,作者还坚决否定了当时普遍认定的圣人生而知之的观点,指出“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这就将他的教育理论及人才观总体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而与当时占同治地位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儒学相对立,特别是在当时章句和谶纬盛行之时,这种一反传统的观点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时至今日仍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
      王充根据当时人们的普遍说法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为五等,他们分别是:文吏、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他在《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诸篇中分别对这几类人才作了详尽的介绍分析。
      文吏是指略受过识字教育,或依靠自己的门第、或攀援权族而入仕为官的人,因而当时的人们普遍“用吏为绳表”,故而贵文吏而贱儒生。而作者认为他们“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因而这种人只能用于理事,不能用于治化,而将其比作瓦石。可见,作者对此类人才是持否定态度的,如不为仕则与俗人等。
      儒生与文吏相比,才智不相上下,最大的不同点是一为学道,一是学事。而道本事末,故作者目之为珠玉。然而儒生往往只能说一经,虽以教授为职责,但是“知古不知今”或“知今不知古”,无怪乎世人目之为“陆沉”“盲瞽”。因而作者对他们也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这实际上是当时经学教育中普遍采用章句的形式而极重师法家法所导致的结果。
      通人则又在儒生之上。作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通人积文十箧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说,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可见他们的理论知识可谓丰富。按作者的话说是“开户内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楼台,窥四邻之廷,”具有“海怀百川之流”的气度。但他们也存在较大的缺陷,即只知死读书,不善实际运用,或缺乏理论思维能力,不能“掇以论说”。所以说他们还不能算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才。
      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才是文人和鸿儒。他们是“万不耐一”的超奇之人,特别是后者,作者认为是“超而又超者也”,即今天所谓精英中的精英。那么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在哪里呢?且看《论衡?超奇》中所作的阐述:“抒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连接篇章者,文人鸿儒也。”也就是说,文人鸿儒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惟师心是从,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然则着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也即关键是能学以致用。否则,“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至于鸿儒和文人的具体分别,作者也作出了界定:能“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着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前者重在用所学的广博知识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是统治者施行教化可依赖的行政人才,后者则是重在高屋建瓴地谋划方略,也即“兴论立说”,为最高统治者提供治国的理论根据。无疑后者更需要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按作者的话说就是不能“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
      纵观两汉以至二千多年的整个封建社会,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所培养的人才大多是如王充所说的文吏和儒生。文吏和俗人相差无几,且由于习染之故往往“舞文巧法,徇私为己”,无助于教化,所以严格地说还不得列于人才之列。对于儒生,王充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评价,这种评价无疑是建立在对当时社会弊端的深刻认识之上。
      汉代由最初的重“黄老之学”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事实上就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无论是中央官学的太学和地方官学中郡国学校,以及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五经”是学生们的必读书目,事实上,能通“五经”的学生十分稀少,倘能通一经者则可被列为儒生,虽不一定能入仕为官,但至少可以教授为业,这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亦可算为学有所成。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民还要贵文吏而贱儒生呢?说到底这也是由于儒生本身的缺陷及社会实情所造成的。
      汉朝经学教育多采用章句的形式亚博888,所谓章句,就是对原先不分标点段落的古籍本进行断句并划分章节,然后逐字逐句地进行解说,这就形成了章句之学,又叫经说。由于师从不同,故而又形成了不同的师法与家法。重视师法家法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传授的特点。
      师法家法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鉴于当时简册笨重,抄录不易,因此作为文字凝练的儒学本经尚可形成书籍流传,但儒学大师、太学博士对经文的解释亦即经说,篇幅一般较长,就很难笔诸简牍,形成书籍流传,大多依靠师生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下去。如果学生在进一步传授时不以先师的经说为准绳,不守师法,一代大师的学术就可能无法继承。这是师法、家法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因。问题是由于历史的积淀,章句之学由最初的较为简单变得越来越繁琐。一方面,后学者既要严守先师的经学,又要力争自立成家,于是在先师章句的基础之上极力扩充自己的经说内容。另一方面,章句的形成又便于经师旁征博引,阐释发微,因此章句的篇幅越来越长,以致“秦近君说《尚书》中《尧典》篇目两字达十余万言”而说“若日稽古”四字,则达三万言。这无疑成为士子们学经的一个沉重负担,造成“幼童而守一经,百首而后能言”的可悲局面。以至当时的儒生们普遍陷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他们为能从事圣贤之业且有可能进入仕途而颇为自负,终生乐此不疲,然能得志者终为少数,大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不但人们普遍看不起他们,他们自己也自认为不如文吏,而深感惭愧。王充对这些教育内容和制度极为不满,故而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讥儒生为“陆沉”“盲瞽”。但是,作者也并不是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否定,在指出他们“不览古今,所知不过守信经文,滑习章句,解剥互错,分明乖异”,而“道行事立,无道不成”。故而他们有利于统治者“轨德立化”,说白了,他们是封建社会大厦的基础工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仍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作用,指出“儒生说道于儒门,过俗人远也”。这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教育和人才的作用。这种不伐善不掩恶的评价无疑具有求实的科学态度。
      王充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不满现实的同时,积极寻找既切合实际又近乎理想的解决办法。这首先表现在他对通人作用的肯定上,他在《论衡?别通》篇中用了大量热情洋溢的语言对他们进行赞颂,特别指出当时“牧万里之外”的汉朝,更须博识之才,因为“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故多闻博识,无顽鄙之訾,深知道术,无浅暗之毁也”。同时,作者对通人的知识结构作了具体而微的分析,总括来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为“五经”,“诸子百家”,“古今史籍”,这实际上已包括了当时文化知识的总和。且作者要求他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王充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通人的价值和作用,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能“掇以论说”的局限,于是进一步提出要能有“胸中之造”的主张,即培养作者理想中文人和鸿儒的人才目标。
      在作者看来,读经不仅为了个人的修身养性,更应有助于统治者教民从善,即学以致用。而致用又可分两个层次,一是用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也就是“上书奏记”,这主要由文人担任。更关键核心的一层是要能为最高统治者提出既合“五经”之道而又不被浅见俗说束缚的治国方略,也就是“兴论立说”,且不受前人思想框框的束缚,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这无疑只有鸿儒才能担当。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胸中有造”?怎样的“造”才是统治者所需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论衡》一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而作的。纵观全书,围绕这一问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博学通览是造的必要前提,这在前面有关通人价值作用的论述中已有了答案,再是要能不“因成纪前”,即打破师法家法所造成的局限和束缚,也即敢于创新,按作者话说就是“问难”和“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唯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
      整部《论衡》一书,实际上也就是一部“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之书,作者自己用一句话概括为“疾虚妄”。他在《论衡?对作》篇中直言其旨:“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联系到当时儒学已完全被今文经学谶纬化了的社会现实,这种“拔乱反正”确是十分必要的,故作者有“九虚,三增,《论死》,《订鬼》”十数篇,其目的是冀“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但是,作者所提倡的造也不是毫无目的,而是落在实用,且不是凡事以新奇为高,而要吸取前人知识中的合理内核。他说:“圣人立义,有益于化,虽小弗除,无补于政,虽大弗与。”可见致用是“造”的根本目的。且造不是凭空,即使一些在作者看来“华伪”的东西,也不应一概否定,更不用说儒家的经文传文。所以《论衡》中虽有《问孔》《刺孟》篇,但其目的并不是否定孔孟,而是为了“核道实义,证定是非”,其目的正是为了“传圣业之知”。至于当时朝廷和民间所普遍崇信的祭祀、厚葬可以免祸致福的习俗,作者虽不赞成,直指其虚妄无效,但亦肯定其在劝善惩恶方面的教育作用。
      由此可见,王充确实是当时封建社会中见识非凡、敢说善言的卓异者,尽管由于他人微言轻,其竭毕生精力的建言献策在当时不可能被统治者采纳,但越到后来,他的这些真知灼见越来越被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看重和接受,特别是经蔡邕、王朗等人的推介,更是广为流传。故《后汉书?王充传》中肯定他“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特别指出其“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这些评价是颇为肯定而且公允的。
      王充的这种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不仅在当时有“揭出疾病,以引起疗救者注意”的作用,放眼到整个封建社会中,这种畸形的“人才”到后来是愈演愈烈,特别是明清后的八股文造成了一大批或如范进、或如孔乙己式的所谓“读书人”,也正是他们成了封建社会最后的陪葬品,如果他们真的地下有知,能从烦琐古旧的经书中走出来,读一读王充的《论衡》,无疑会有菩提灌顶的感受。
      时至今日,我们对教育及人才观的认识无疑已远远站在了王充之上,由仅仅重视道德和文史知识的修养,跃进到了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阶段。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固步自封,从最本质意义上说,王充所说真正人才要有“胸中之造”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诚如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答记者问时所说:“有人可能会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还要进行多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到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总理的这番话是对王充“鸿儒”最好的现代版注脚,只有当各行各业涌现出千千万万的“鸿儒”,才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到来的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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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朱智贤.儿童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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